当前位置：【咨询手记】用爱叩开幸福门：一位艾滋病感染者的八年重生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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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化名），于2015年因帮助朋友打架受伤而前往某医院治疗，因术前输血检查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一结果如同墨汁滴入清水，瞬间搅乱了他家原本平静的生活。当时小杨尚未成年，其感染状况被告知了监护人——小杨的母亲。杨母起初拒绝接听任何陌生电话。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一场当地的红白喜事中遇见了杨母。我通过拉家常的方式逐渐拉近与她的距离，向她告知病情并普及防治知识。然而，杨母始终泪流满面，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这娃一辈子都毁了，没必要治了，只要他别去祸害别人就行了。”尽管多次沟通，但最终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年，小杨高中毕业考取了省会城市一所知名大学。由于他仍是在校学生且不在本地，我们依然联系杨母进行沟通。然而，杨母频繁更换电话号码。我试图与小杨直接沟通时，却屡屡碰壁。无数次电话沟通，只要提及“我是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就会被无情挂断。 2018年，艾防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三线一网底”工作模式正式启动。遗憾的是，小杨的抗病毒治疗工作依然难以推动，工作人员始终未能与他实现面对面交流。每次通话都伴随着愤怒与威胁，工作陷入僵局。随后，小杨的姑姑因宫颈癌术后三个月不幸离世后，小杨的情绪更加激化。他表示，如果当初不听从医生的“鬼话”去做手术，姑姑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他坚信现在的医生都是骗子，并要求工作人员不要再打扰他。这一次，小杨对医务人员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2019至2020年间，“三线一网底”工作人员持续尝试联系小杨及其家人，但所有努力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直至2021年，事情出现了转机。通过“三线一网底”艾防工作人员多方打听，得到了一个可靠的信息：小杨在大学期间交了一个女朋友王玲（化名）。小杨的父母因儿子感染HIV，多次以“他有病，将来不能生育，怕耽误你”为由劝阻王玲，却始终未曾明确告知她这所谓的“病”实为HIV感染。尽管如此，王玲依然选择陪伴小杨，选择与小杨在一起。最终，在她真诚坚持下，两人得以结婚，并在当地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获悉这一情况后，我再次联系杨母，诚恳沟通：“您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女人，王玲也是女人。您爱自己的儿子，她因为爱您儿子，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舟车劳顿追随而来。您已告知她小杨的情况，她没有因小杨的健康状况及生活条件的艰苦而离开，说明王玲特别爱小杨。此时选择隐瞒这件事，很不道德……再说了，只要坚持治疗，可以有接近正常人的寿命，可以拥有幸福的婚姻；通过科学预防措施，配偶可以保持HIV阴性，也能生育健康的孩子……”通过这次沟通，杨母同意回去做小杨的思想工作，让我给她一些时间。 历经坎坷，2022年3月，我终于接到杨母的电话，小杨同意接受治疗，但有个要求，只能我去他们家办理抗病毒治疗相关工作。当听到这个要求时，我欣然同意了，当即约定好见面的时间。我买上礼物以走亲戚的方式，带上药品、采样物品及相关资料前往小杨家中。在面对面与小杨沟通时，告知其按照相关规定，感染HIV应当履行将感染的事实及时告知配偶，故意传播艾滋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建议小杨尽快带女朋友做一次HIV筛查检测。 通过3个月的努力，2022年6月，小杨及父母终于告知了王玲：小杨在高中时就确诊HIV感染的情况。王玲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沟通后，王玲暂时平复了内心的恐惧，详细咨询了母婴传播相关问题，针对王玲的疑惑进行了详细解答。这次有效的沟通也建立了彼此的信任，为了方便解答后续的疑问，添加了微信好友。在完成HIV检测后，王玲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了我。自此，两人的微信聊天更多的是关于交流单阳家庭如何采取干预措施、为预防母婴传播可以采取哪些相关措施…… 经过系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2023年7月，小杨的病毒载量从治疗前的6万拷贝/ml降至小于20拷贝/ml，CD4由131个/ml升至326/ml。此后，小杨的病毒载量持续稳定在20拷贝/ml以下，并在父母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谋生方式。2025年6月，这个家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小杨家中的压抑气氛逐渐被更多的快乐所取代，幸福的阳光终于照进了他们的生活，而我也在防艾工作的道路上再一次见证了坚持与信任的力量。 防艾工作中总是面临重重困难，然而，每当目睹感染者态度的转变——从恐惧到理解，从歧视到支持，从绝望到希望，这份“被温柔以待”的蜕变，正是无数防艾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晶。正是这些防艾工作者无私的关爱与专业的支持，犹如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感染者从抗拒到成功治疗的艰难旅程，最终为他们开启了幸福之门。致敬所有在防艾道路上，用科学、仁爱和勇气书写答案的同行者们。 甘孜州九龙县疾控中心付国珍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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