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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首日，正在县疾控中心上班的我收到了本市疾控中心下发的艾滋病感染者确证报告。初见报告，我不禁紧张起来，新确证的感染者陈某，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其身份证号码显示户籍在邻市，但登记地址却为本县区。样本来源一栏赫然写着“婚检人群”，这意味着这位邻市户籍的女子可能在我县区进行了二次婚姻登记。一旦病人不配合治疗，后续的追踪随访工作无疑将异常艰难。更棘手的是，作为年龄较大的新婚者，陈某婚后备孕的可能性较大，这无疑增加了母婴传播的风险。 我迅速将确证报告转发给了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并向他们了解了这对夫妻的基本情况。得知陈某为二婚，而其丈夫为头婚且HIV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我更加担忧陈某夫妻婚后立即备孕的可能性。于是，我请求妇幼保健院的同事第一时间向我反馈这对夫妻在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不久，同事便回复说，患者夫妻两人均拒绝领取婚检报告。 我立即按照确证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拨打了陈某的电话。一听我们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婚检结果有问题，陈某便挂断了电话。再次拨打后，陈某说道：“我已经在广东务工了，不在老家。自己有病就死了，不用你们管。”说完又挂断了电话。此后，再拨打便无人接听。 在陈某拒绝电话联系后，我迅速将情况上报给了单位领导。领导随即又将情况上报至县卫健局。卫健局领导迅速联合公安局、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共同了解陈某的情况，并准备对其进行家访。 乡镇人民政府反馈称，陈某的前夫也是本县区人员，2023年下半年因病在广东去世。陈某与其育有一女，现年五岁，由陈某抚养。陈某与现任丈夫张某为过年期间相亲认识，目前张某已外出广东务工，而陈某则回到了娘家（邻市）。经过开会商议，我们决定等陈某从娘家回来后再进行家访。然而，在即将家访的前一天，我接到了病人丈夫张某的电话。张某说，他前几天已经外出广东务工了，但保健院一直打电话让他去领婚检报告。他放心不下，于是又回家了。现在妇幼保健院让他联系我，他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将这对夫妻约到了疾控中心HIV咨询室。 陈某来到我面前时，我发现她与身份证上的照片有些不同。她戴着小巧的无框眼镜，手上还戴着金戒指和手镯，整个人显得更为时尚。陈某说，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她非常害怕。因为前夫生活不检点，在前夫发病时，她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被传染了。但现在前夫已经去世，自己又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必须找到依靠，否则无力将女儿抚养长大。现任丈夫是过年时相亲认识的，人很好，对自己也很好。尽管家庭条件不好，但他还是为自己置办了新婚的“三金”。然而，现任丈夫是头婚，还想要个孩子。她害怕丈夫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会抛弃她和女儿。我劝陈某与丈夫好好谈一谈，了解丈夫的想法。但陈某担心丈夫抛弃自己，不愿与丈夫沟通，并委托我询问张某的想法。 为了让陈某了解丈夫张某的想法，我将张某单独留在了咨询室，向他详细讲解了HIV单阳家庭配偶需要了解的知识和注意事项，并询问了他对这段婚姻的看法。在得知规律服药至病载合格后，可以备孕生孩子，张某表示愿意与陈某继续在一起，并会督促陈某服药检查。 鉴于陈某家庭条件不好，又需要抚养五岁的女儿，疾控中心代其向民政局递交了低保申请。民政局在了解陈某的家庭情况后，主动为其女儿也办理了低保补助。 陈某与其女儿的生活有了保障，担心被抛弃的心结也得以解开，于是开始配合规律服药。2024年9月复查时，病载已合格。2025年春节再次复查，病载依然合格。目前，我们已为其丈夫购买了暴露前预防药物，他们正满怀期待地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南充市营山县疾控中心 汪丹丹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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